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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都困在监狱群岛|杨殳专栏

杨殳 枪稿 2020-09-07


和方方一样,杨殳也是一位作家。


作家坐家,难免浮想联翩。


下文是他对于这段自我隔离经历的札记。


影射了什么,评判了什么,还请自行脑补。


*这是枪稿“作家三部曲”的最终章,前两篇请见:


这位著名作家写武汉日记到底是何居心?


“辱哗者”略萨的中国往事



肺炎词典:悬疑、报应、权力、敌人与规训


文/杨殳


作者简介:杨殳[shū],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,看书,看片,吃药丸,三位一体。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。



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家里躲了五十天。


从开始的心存侥幸,继而心神不宁,随后陷入恐慌,到了今天,竟已养成新的生存习性,囤粮、戴口罩、洗手、测体温以及出门前揣上那张薄薄的小纸片,以便回来时出示。


除了有次从一辆停在二环边的急救车旁经过,这场瘟疫于我,就像只发生在视频、图片和文字里,零碎的信息如结晶体拼凑出时刻变幻的多面棱镜。


疫区夹缝中生存。(来源|人物)


站在镜面前,我经常刻意地压制自己的同理心,以免无法承受平凡弱者的遭遇所引发的联想,但又常常下一秒就要情绪失控,为冷漠、愚蠢和卑劣而感到怒不可遏。


最近,主动看新闻少了,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幸免于难的旁观者,从未置身生死难卜的危险之中,更未遭受病苦、分离和悲恸,有的只是无能为力、哑然失语和惭愧,毫无资格对当下评说些什么。


然而越是空虚,越是滋生出种种臆想。


这场发生在棱镜中的瘟疫,正于细微和宏观之处显现出一些超越公共卫生灾难的隐喻,诸如悬疑、报应、权力、规训和敌人。这些源于肺炎及消灭肺炎运动的胡思乱想,带给我的不安和恐慌,却远远超过这场灾难本身。


01

悬疑


好看的犯罪故事往往要波折起伏,要有引导读者观众误入歧途的“红鲱鱼诱饵”。所谓“红鲱鱼”本是一种英国咸鱼,气味挺大,据说有犯人越狱为逃避警犬,便在路上放红鲱鱼混乱其嗅觉。


病毒杀人于无形间,正如连环杀手作案后巧妙逃脱现场,虽留下蛛丝马迹,但却难立即辨认其形态。


为了追根溯源,侦破行动中出现了当地警署、私家侦探、国家警察部门、国际刑警以及推理爱好者。


被封后的华南海鲜市场大门口。(摄影|梧桐记李豫广)


但究竟进展如何,不但公众无从了解,连普通警员也一头雾水,当然也没有通缉令发布。于是世界一片静好,大家愿意相信,不过是发生了几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。


况且,那几个危言耸听的推理爱好者也已经被训诫了,他们承认了自己不专业。而最早调查此案的地方警署和私家侦探,被要求不准再介入,依法上交案件资料,并销毁已有证据和结论。


被迫说“能”,“明白”。


此时,距离案发当地举办例行重要茶话会还有十天。十天后,重要茶话会顺利展开,也再没有什么凶案的消息传出了——虚惊一场。


谁能想到,自己闻到的看到的只是一条不知道谁腌的红鲱鱼。


茶话会结束次日, 凶案再次发生。两天后,又报出最新被害人数,并有名侦探出场,拨开咸腥的迷雾,指认道:这不是普通犯罪,是连环杀手,已经流窜全国。


02

报应


因果报应之说源于佛家术语,所谓因缘通三世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民国后,报应一词被视作迷信,但从未真正淡出中国人的口头语和心头念。


清代一本叫《右台仙馆笔记》的书中记了一则报应故事。


阿毛喜欢吃青蛙,捉了青蛙就用铁针穿起来。有天邻家失火,阿毛登上临河的屋顶观看,失足跌落,掉进为防贼而装的铁条丛中,利刃穿进脖子,呼号甚惨,死状宛然如蛙。


一九三一年,这个故事曾被上海佛学书局编入专讲因果报应的读本。直到二零零九年,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的一本《文言文启蒙读本》,还收录了这个故事,大概也是警戒的意思。


一辆运输医疗设备和工作人员的货车抵达火神山医院。(摄影|陈卓)


人的存在由大大小小的选择构成,只是身在此山中,自己很难理解得太细。一般人只看得到简单的关联性,尤其在远古时代,科学尚未昌明,但凡相似的、先后发生的、有点关系的,统统可简化为因果。


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理论,说日月星辰风水火土变化,都是人事治乱的反映和预示。人主只是受命于天,因此与天斗并不会其乐无穷,反而要遭受风雨雷电旱涝瘟疫的惩戒。这是把因果报应推到了政治学和神学的理论高度。


自食其果,且往往指的是恶果,多简单有力的逻辑。


基督教里有耶和华惩罚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故事,讲的也是这种警示:纵情欲望,胡作非为可能招来自我毁灭。


《索多玛120天》展示了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摧残。


不幸的是,地球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确实在不断胡作非为,这才遭到了微生物的强烈反攻,这也是因果报应,至于胡作非为的因,如何一步步带来的惨遭杀戮的果,交给科学验证说明。


此时此刻,绝望和希望的纠缠,竟让科学和迷信拧巴到一处了。


03

权力
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搞运动时,很多“分子”被送去西北农场接受劳动教育,每天在戈壁滩的盐碱地上挖沟。这些人中,其实有些并非“分子”,甚至都不理解左右的含义,但仍被送去了。


五十年代的“分子”劳改。


谁送的呢?他们的工作单位。为什么送?因为不好好干工作,或作风不正,领导便委托农场帮忙教育。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复杂法律流程,人送去,签了字就行,以前归单位管,之后归农场管。


年轻人不知道厉害,说去就去,到地方傻了眼。想偷偷逃跑,结果差点死在戈壁上,只能再跑回去,这就犯了“逃跑罪”,有了罪名,就正式算一个“分子”了。


几乎在任何场景下,权力的含义都可以这么理解:即便遭到反对,也可以做想做的事情。这并非贬义,因为权力是力量,部署和运用中涉及到一些变量:谁,为了什么,何时,如何操作,以及对谁施行。


权力天然存在于国家制度、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,哪怕只是最简单的二人关系。日常生活里,权力往往无形无影感知不到,就像心脏的Power时刻催动血液循环,你却很少感受到。


女性医护人员被集体剃头的视频引发微博怒骂。(来源丨每日甘肃网)


但当风暴来袭,凶险逼近,权力中心便通过各路动脉输送力量直至各条毛细血管。这本要是激发所有力量在风暴中求生。但若循环系统紊乱,难免自损八百。


令狐冲重伤不治,桃谷六仙为其注入真气,活是活下来了,但六道真气乱窜,很可能经脉尽断死得更惨。


权力对应责任,桃谷六仙任着性子给人注了真气了事,死活并不负责。权力运用得粗糙,可能是因为害怕担责。很多时候,乱麻并不需要快刀,一刀切下去,持刀的爽了,被砍的惨了。


更惨烈的是,若权力的层层输送和个体欲望相苟且,权力的毛细管尖端就爆了,血光四溅,死伤无数。


讲明末瘟疫的电影《大明劫》结尾有场震撼人的戏,军队要开拔了,军中却还有数百患者,医生决定留下来照顾,将军举杯说,先生言之有理,但今晚咱们只谈诗情,不谈疫情。


《大明劫》中的医生说看来医道只能治病,却不能救命。


当晚,副将带人封闭疫区,一把火全烧死,虫子死了,毒汁就没了。次日将军说,多亏先生您帮我防治军中疫情。医生说,将军您治瘟疫的办法比我高明多了。


将军再次强调,大敌当前,孰轻孰重,必须有人做出决断。医生说看来医道只能治病,却不能救命啊。


这其中似乎隐含了权力的另一层含义:何为敌我,何为轻重是将军而非大夫说了算。


重症下猛药是死马当活马医,但治病不是嗑迷幻药。若人人都有了充当审判者的幻觉 ,便会催生所谓大局为重的不添乱的牺牲哲学。


牺牲哲学指挥着感人肺腑的赞歌,也推动着人人成为受害者。


这是权力的傲慢。


04

敌人


治疗肺炎,是清除人体内的病毒,这一过程被比作与病毒的战争看起来非常形象。不过,当从社会国家宏观层面将一次医疗事件比作战争,却让我想起“清除精神毒瘤”的比喻。


人体是一套生态系统,病毒是破坏者,免疫系统与之作你死我活的斗争。自然界是一套生态系统,自有语言起,人类文明打破了这一系统,战胜了猛兽和大部分微生物疾病,不再受束于自然食物链,形成了社会和文化的生态系统。


只有患者才能体会个中滋味。(来源丨三联生活周刊  摄影丨蔡小川)


这一系统里,人的天敌是同类。


这种同类敌对并非仅仅动物性得资源抢夺,而是在制度结构和社会文化中的合法运作。每个时代中,与主流价值相违的,都是最可能被贴上污名标签的对象。


一旦被认定不安全而贴上标签,即成了敌人,人人都师出有名。反之,若要想将一个人变成敌人,给他贴上标签就好了。


建立筛选标准,找出敌人,孤立,驱逐,消灭。在此时,人类最需要相互扶助的时候,这种斗争策略缺阴魂复苏了,互相猜忌、提防、监督和驱逐都名正言顺了。


人类在最需要相互扶助的时候,却陷于互相猜忌、提防、监督和驱逐。


——你并未犯法,但在脑门被刺了金印,那你肯定就是罪犯,否则为何刺着金印呢?你有艾滋病,所以你是男同性恋,你是男同性恋,怎么会不得艾滋病呢?


有种说法叫“人格谋杀”,当某个群体被有意无意地贴上简单粗暴的污名标签,就是被非人化的第一步,再往后可能就要进行物理打击消灭了。


瘟疫之于每个个体人,是个中滋味,危险、疼痛、恐惧,悲伤、崩溃、死亡。个体体验高于军事化战争化的概念,治病不应该被战争化,就像生产、思想和意识都不应被斗争化。


否则,这一切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,很多年也无法愈合,就像真的经历了一场战争。


05

规训


与“敌人”一样,“规训”也与“权力”密切相关。事实上,掀起全民斗争意识的过程,就是规训的过程。


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,在刑法体系出现之前,监狱其实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。


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描述的“全景敞视式监狱”,犯人们看不到狱警,狱警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犯人。


“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——分配人员,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,对他们进行分类,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,训练他们的肉体,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,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,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,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——时,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。”


高强度连轴转后,医护人员们就地休息。(来源|网络)


因此,在他看来,现代社会里,“惩罚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,与医疗和教育的权力无异。”医院、学校、工厂等机构都在以监狱管理犯人的范式进行控制,我们生活在一个“监狱群岛”上。


从实用结果来看,这样的现代规训并非完全是惩罚性质的,至少在医疗机构中,大部分时候是在救人——这与监狱和教育很不一样。但是,恰恰是这部分范式管理出了问题,才导致了以更高层级的紧急“规训”来弥补。


一场覆盖如此广阔的瘟疫防控,是权力通过某种规定范式和层级监视部署力量,即所谓举全国之力和网格化管理。这就像一次技术推动的群岛链接和融合,快速把微观管理推行到了具体的点。


建设中的方舱医院。


医院的管理范式普及到全国,所有人的真实信息被收集——或者说,人们发现自己的信息早已入档,且精确到每一个动作,详细到每一秒钟。


因此,从规训管理的角度讲,这是一次进步,不但记录了更详尽的信息,且拥有了更正当的正当性。与此同时,每个人都越来越假设自己被监管,这种更正当的正当性也在深入人心。


——当然,以上也许都不过是我过度联想的妄语。


编辑|徐元

排版|罐儿



THE END


【枪稿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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